头骨隆起的证据是什么？

颅相学是维也纳医生和解剖学家盖尔（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的首创。他出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是父母十个儿女中的第六个，父亲是中产阶级商人，他的儿童时代在天主教学校受教育，还受到叔叔的指点，他的叔叔是一名神职人员。1777年，他19岁，正当他父母考虑让他当神父时，他来到斯特拉斯堡开始了医学训练。

有这样的传说，盖尔早在大学时代就开始把个人能力与头盖骨特征相联系考虑。据说盖尔注意到有些同学比他功课好，他认为他们的成功也许是他们的记忆力比他好。他还注意到，这些学生的眼睛似乎比正常人更突出。他推测，大脑的记忆功能也许就处于大脑某一特殊位置，具体就在眼球后面的前叶处。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盖尔也许确是在进入医学院时，就形成了他称之为头颅检查术——后来叫做颅相学——的思想。不久盖尔从斯特拉斯堡转到维也纳继续学习医学，并于1785年毕业。

盖尔是一个爱好交往、颇受欢迎的绅士，毕业后开业行医，很快就博得显贵人物和富有顾主的青睐。同时他开始收集整理不同类型的头颅，有的是真品，有的是石膏和石蜡模型，他一生中收集了不下数百件。尽管亚里士多德相信，人的感觉和感情起源于心脏，但到了盖尔的时代，已经普遍认识到，大脑才是与人类这些体验有关的器官。大脑方面的先驱性工作也揭示，某些特定的区域似乎掌管特殊功能。通过结合自己与别人的研究，再加上那么几次非科学的直觉，他得到这样的结论，不仅人类的所有品质都集中于大脑，而且一个人的某些品质要比其他人更优秀，因而与那些品质相关的大脑部位相应也就会更大。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缺乏某一特性或功能有所弱化，那么，大脑相应的部分就会更小或者更不突出。沿着这一思路，他得出结论：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大脑将按照个人的气质成形。再有，既然性格形成于颅骨更具可塑性的早年岁月，伴随着大脑在颅骨下面成形，颅骨会反映大脑的形状。这是一个大胆的推理，不可避免地导致盖尔的下一个结论。通过仔细研究许多性状，同时考察头颅的相应部分，应该有可能确定大脑的哪些部位与特定的性状相对应，然后绘制出一张特定的性格与颅骨轮廓关系的“分布图”。

相面术，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期，它主张，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反映在鼻子的长度或者眼睛的位置上，但盖尔所谓的新“头颅检查术”，据他自己宣称，是提供了一种认识和确定人类性格的全新“科学”系统。1796年，他开始发表演讲，解释他的新发现。1798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详细说明他的发现。

在这一进程中，颅相学[盖尔的年轻助手斯普贞姆（Johann Caspar Spurzheim，1776—1832）给头颅检查术起的新名字]没能在公众中流行，直到名叫康比（George Combe，1788—1858）的英国律师对这一思想有所改进之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康比曾经在爱丁堡听过一次颅相学的演讲，很快被此吸引。他有律师的语言才能，不久写了一系列相当受欢迎的有关科学新奇迹的文章，同时创建了爱丁堡颅相学会。康比精力充沛，深谙推销之道，他到处旅行，亲自做演讲，吸引了数百名皈依者。1838—1840年，他旅行到美国，做了一系列演讲，其主题颇为雄心勃勃，大意是，通过颅相学，科学地了解每个人，将不可避免地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X先生能否成为一名实干可敬的美国参议员？只要运用颅相学这一神奇的工具科学地分析他的性格就会知晓。Y小姐能不能成为出色的教师？用颅相学分析她的性格就会找到答案。颅相学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最佳配偶，更好地了解子女，雇用合适的工人。

由于康比，颅相学走近大众并带来希望。终于有了一门科学，它可以帮助人们真正认识人类，他们自己和其他人。

针对康比出版于1828年的《与外在客体相关的人体构造》（The Constitution of Man inRelation to External Objects）一书，1858年《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在副刊里发表了一篇评论，写道：“……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一本书，无论是英语或其他语种的，对社会舆论引起如此之大的革命。……这一朴素直白的作品已经深入到无数人的内心，不知何时，他们的心灵被一道闪光照亮，听说了以前所知甚少的康比先生，而事实上，他只不过是一位颅相学家而已。”这本书出版了数十版，成为19世纪中叶最畅销的英文书籍之一。据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许多传统的家庭里，它和《圣经》一样容易找到，甚至在1974年，这本书还再版过一次。

如果说，颅相学的书在传统的维多利亚家庭里深受喜爱，那么，在城市街道不起眼的角落也可以发现颅相学的踪迹。像大多数伪科学一样，颅相学很快就被欺诈者、鬼鬼祟祟的“算命先生”和拙劣的骗子所采用。颅相学的营业场所散落在大多数主要的城市里，其中配备有廉价印刷的小册子和花里胡哨的图表，据说用它可以揭示人的最深秘密。在这些阴暗的私人工作室里，最突出的位置上总摆着一座塑像，这是一个人头的复制品，上面所有“器官”及其意义都有明显的标注。

然而，相信颅相学的不只是普通人。许多知识分子也对其寄予希望。在美国，支持者中有著名人物，例如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和心理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爱迪生在自己的头上发现了崎岖不平的位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为其唱赞美歌，加菲尔德（James Abram Garfield，1831—1881）总统宣布他的认可。在英国，“新科学”找到了这样一些显赫的支持者，其中有维多利亚女王、科学家华莱士和作家夏洛特（Charlotte Bront6，1816—1855）、布朗特（Emily Bronte，1818—1848）与埃利奥特（George Eliot，1819—1880）。还有一些著名人物，例如，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

然而，如果认为19世纪大量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都能接受颅相学的原理，那就是一种误解了。19世纪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颅相学是一派胡言，如果他们谈及此事，都会公然反对。到1858年，也就是《伦敦新闻画报》发表文章的那一年，随着康比去世，这场狂热几乎已消失殆尽。尽管在美国还继续热闹了几年，但在英国这种热闹已经偃旗息鼓。19世纪50年代，即使是美国，公众的注意也已经转向新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