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科学,解梦就和星座一样>不准

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目的的纲领性文件，是继《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之后，国家提升全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大众传媒作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对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借助大众媒介促进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是当前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一、公众科学素质亟待提高

当今世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公众科学文化素质是第一国力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综合国力的较量归根到底是人才的较量，是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较量，而科学素质是国民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看，国民素质状况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综合国力继续攀升、继续发展的瓶颈。2004年我国第五次公众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水平的比例为1.98%，比2001年的调查结果上升0.58个百分点。而美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质水平的比例2000年为17％。另据调查显示：我国公众有13.3％相信迷信，这个数字大大高于公众中具有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此外，20.4％的公众相信“求签”；26.6％的人相信“相面”；14.7％的人相信“星座预测”；22.3％的人相信“周公解梦”。由此可见，全面提升我国公众科学素质刻不容缓，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认真贯彻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促进科学技术的普及与传播，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水平的提高，是时代赋予传媒领域的历史责任。

二、 大众传媒的科技传播现状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大众传媒对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电视、广播、报刊、图书、音像制品、计算机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科技传播和交流的重要渠道，是面向公众进行科普宣传和科学技术教育的主要手段。

我国媒体长期以来在科技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科技书、报、刊等作为传统的媒介，在科技传播中继续得到发展，同时随着电子技术的应用，电子媒体得到迅速发展，电视、广播和计算机网络在科普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有关调查结果表明，在我国通过电视、报纸杂志、广播获取科技信息的公众分别占91%、44.9%、22.4%。各级电台和电视台都开设了固定的科普栏目或节目，中央电视台和一些地方电视台都设立了专门的科技频道。

但目前大众传媒的科普力度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还有很大潜力尚待发掘。科技类节目占电视节目播出时间的比例明显偏低。在全国电视台中，中央电视台影响最大，且有专门的科教频道，但如果按播出时间算，科技类节目的比例不到5%，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相差很远（分别约为20％，15％）。各地电视科普栏目收视率普遍偏低，尚未形成具有广泛影响的栏目品牌，广播、电视中的科普节目，存在形式单一，科普内容偏少，节目制作粗糙等问题，很难吸引更多的公众，节目的内容、质量和播出时间都有待改进和提高。从出版行业看，缺乏内容新颖、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喜闻乐见的科普书刊，关注科普图书的人数相对较少，科普书刊发行难度很大。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科普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提供科普信息服务的网站有180多个，专业性科普网站数十个。但目前相当一部分科普网站内容贫乏，表现形式单一，不能提供信息充足、更新及时、有较强吸引力的服务，且各网站之间缺少合作，科普内容在低水平上重复，缺乏与网络使用者的互动。

大众传媒的科技传播能力不够，有政策层面、人才层面、技术层面等各方面的影响因素，也有市场经济的冲击。从政策层面看，传媒的科技传播能力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人才层面看，缺乏精干的科技采编队伍，与其他专业类型的记者相比，科技记者总量上还远远不够，并且呈结构性缺失状态。一些媒体从业人员自身科技素质较低，对科学本质理解肤浅，有时会在报道中出现常识性错误，或者用一些生僻的语言解读科学，科技术语堆砌，使读者难以理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营已成为传媒业的共识。面对业界激烈的竞争，大众传媒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过分的通俗化导致低俗化，过分追求受众的拥有量（如报纸的发行量，电视的收视率）导致对传媒自身公信力的伤害，一些低劣的广告成为观众的视觉垃圾，等等，而大众传媒的科普功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弱化，科普专版、专栏等公益性节目在一些大众传媒上逐渐消失。

三、 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科普功能

政府相关部门、科学工作者、科普工作者应了解掌握媒体的传播规律，充分发挥各种传媒机构对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作用，利用电视、报纸、因特网等传媒方式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提倡科学方法。

1、电视媒体

随着电视普及率的上升，电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关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已经达到99.3％。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的电视普及率也大大提升。要充分发挥电视媒介的优势，利用电视媒体这一喜闻乐见的便捷传媒进行科学普及和科技教育。制作新颖的电视科普节目、创建科学教育频道、创办科技竞赛、举办科学知识讲座、进行科技论坛、设计科学对话等都是电视可以一展身手的阵地。通过电视频道、节目、制作和方式的创新，传播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让科学节目和科学普及走进千家万户，让群众在娱乐中接受科学。

2、报纸杂志

报纸杂志在普及文化和科学知识中的地位和角色是不容变更的，其载体、内容、便携方式和价格等具有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无法比拟的传统魅力，可以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接受的机会。关键是要创办高品质、高品位的刊物，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读科学，阐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对社会、生活和人类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达到普及科学的目的。也可以通过创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期刊、周刊、月报和漫画等多种形式，让群众自己参与科学，理解科学与应用科学，将群众的生活与科技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

3、互联网

互联网是近几年异军突起的传媒力量，在科学知识传播、科技教育和科学普及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网络传媒以其信息丰富性、时效性、开放性、交流方式上的互动性与平等性等特点，成为普及科技知识的重要传播载体，应该把网络作为现代科普的重要阵地。建立和开辟一些专业的科学网站、科学家论坛、科学交流网站、业余的科学网坛与BBS，为公众提供学习和交流科学的场所，是提高公众科学素质，促进科技传播的有效形式。

人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如何更好的发挥大众传媒的科技传播作用，提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要加强大众传媒的科技传播能力建设。各级各类媒体要加大科技传播力度，大幅度增加电视台、广播电台科技节目的播出时间，各类科普出版物的品种和发行量，综合性报纸科技专栏的数目和版面，科普网站和门户网站的科技专栏等。

二是要打造科技传播媒体品牌。提高采编人员的科技素质，提高科技频道、专栏制作传播质量，培育一批读者量大、知名度高的综合性报纸科技专栏、专版和科普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形成一批在业内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科普新闻出版机构。

三是发挥互联网、移动通讯等新型媒体的科技传播功能。培育、扶持若干对于网民有较强吸引力的品牌科普网站和虚拟博物馆、科技馆。

总之，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科技传播，让媒体成为科学和公众之间的桥梁，是满足公众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推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渠道。

技术和国家的时代：国家和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先生，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您的政府不先用老鼠作试验？”

精密科学的思想的建立，为现代技术和工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指导的方法。现代精密科学的思想与实际技术和工艺的结合，逐渐成为技术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推动力。而工业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发展直接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社会管理技术则成为现代政治的基础。现代社会中科学对于社会的直接影响，除了为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和动力之外，另一重要的社会功能，便是用科学的思想，培养和塑造具有科学素养的个人，使他们能够与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相适应。否则，这个社会将无法保证内部的平衡。政府和公众对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社会影响的了解，是一个现代社会平衡发展的保证。但是，在上面提到的两个功能中，要达成第一个功能较易，只要使人们意识科学对于技术的巨大影响；要达成第二个社会功能很难，因为需要科学本身成为社会中的相对自由和自主的社会力量，并且科学的这种相对自由和自主性能够得到政府和公众的承认和尊重。前一种功能，往往使政府或公众将科学看作技术或政治需要的工具，从而会在某种程度上伤害科学，防碍第二项社会功能的完成，从而给社会带来害处。20世纪的历史，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深刻教训。

20世纪与早期科学发展时期不同的是，科学和技术成为了现代社会里具有复杂社会作用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科学活动的进行，不仅需要大量的社会投入，也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并且日益和社会经济中的其它各种活动交织在一起。科学的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随着现代技术在国家竞争能力中的地位的提高而日益严重。科学的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的后果，是对保证科学自身知识的客观性所需要的科学研究的自由和自主性的不断侵蚀。在具有较强科学传统的地方，国家和社会对科学研究的自由和自主性的干涉，常常会受到自主的科学学会和团体的抵制，从而有可能达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使社会能够较正常地发展。相反，在科学传统比较薄弱的地方，或者是极权主义的国家中，事情就远没有那麽幸运，其后果则是自由的、纯粹的科学遭到忽略，应用科学也迟早枯萎。

20世纪中最典型的两个现代极权主义的工业社会，便是30年代的纳粹德国和前苏联。虽然它们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完全不同，但在政治极权的原则上并没有太多的分歧。在纳粹政权兴起到灭亡之间的时期内，科学研究的自由，与别的社会自由一样，在德国和德国控制的其他国家里，遭到了国家主义的严重催残。纳粹国家利用技术科学和其它一切手段，进行秘密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然后又是发动欧洲全面的战争。当时德国科学的唯一目的，便是为了军事服务。由于种族歧视，流放和屠杀了大量犹太科学家，为求知的纯粹科学被彻底抛弃。纳粹德国一方面鼓吹所为“亚利安人”的“纯种”科学，批判原子核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些“犹太科学”，另一方面又秘密地试图制造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原子弹。战争和军事技术摧毁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貌似强大的纳粹机器也不能挽回彻底失败的命运。

如果说纳粹德国国家不够强大，它对待科学的例子还不致于完全说明它的失败，那么前苏联的解体则应该是无可辨驳的例证。早在50年代以前，西方社会就开始认识到前苏联对于科学的过度的政治控制产生了有害的后果。前苏联把科学当成社会革命与社会规划的手段，政府是全心全意地给予科学以巨大的支持。但是，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康南特早在1950年之前就观察到的：“政治家们对科学之全新全意的承认可能导致科学家们工作的削弱，这一点似乎在苏联得到了清楚的显示。”俄国在19世纪以来，素有科学传统。然而在前苏联，科学的传统也无法抵挡政治的权威。当科学家们不能有意识地给出政治所需要的东西，科学狂想者或急功近利之徒就会趁机而攫取科学部门的领导权。这在非直接关系到军事或国防技术的领域，尤为严重。比如象李森科以他的获得性遗传的伪科学就长期把持了苏联生物学界。为了满足官方决定论哲学的需要，以及工业与农业体系的计划发展的直接需要，前苏联有系统地为了“应用”科学而牺牲“纯”科学。可笑的是，即使与制造核武器直接有关系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曾经成为莫斯科大学的官方物理学家的批判对象。将科学和技术的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的后果，当然是阻碍了苏联科学的整体发展。无可否认，在某些与冷战中政治和军事实力相关的科学领域之内，如物理学、空间技术等，前苏联的科学家们的确也作出了非凡成就。然而，在近代产生过伟大化学家门捷耶夫和实验心理学家巴甫洛夫的民族，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化学和心理学方面，却再也没有与其科学传统相称的贡献。前苏联在军事技术和工程上的大量投资，确实使自己的国防和攻击力量非常强大，但也拖垮了自己的经济。而最为可惜的是，大量的科技投资，除了研究制造武器自外，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科学知识和技术工艺，由于过分的保密或其他原因，并未经过改进，并大量用于发展民用技术和社会经济。经济的恶化和社会的不满终于演变成了前苏联国家的解体。前苏联解体以后，失去了政府的大量拨款，许多庞大的军事研究基地无法维持基本运转。几年前一位某军事研究基地负责人，也是一位核物理学家，因为基地研究及下属生活无法维持而引疚自杀，在国家的悲剧下面由增添了个人和家庭的悲剧。

在军事技术上的过度投入对社会的危害，在进入冷战之后就一直有人提出警告，其中并不乏举足轻重的著名人物。1953年4月16日，当时的美国总统，曾经是二战时欧洲盟军统帅的爱森豪威尔将军，在华盛顿的演讲中就提醒美国的好战分子：“（我们）每造一支枪，每下水一只战舰，每发射一只火箭，最后都意谓着从挨饿而没有食物的人们那里，和挨冻而没有衣穿的人们那里的偷盗。军备竞赛的世界并不仅仅是在花钱，而是在消耗劳力者的汗水，科学家们的天才，以及儿童们明天的希望。”1961年1月17日，他在总统告别演说中又告诫道：“行政当局必须保证自身不受军事工业集团（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不负责任的影响，不管（它们）是否找上门来。权力误置的危险不仅存在，而且非常顽固。”作为战争英雄的爱森豪威尔将军不仅深知战争的危害，而且了解战争以及准备战争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危害。所以，在他当政的八年里，虽然存在冷战中东西方的对垒，美国并没有走上疯狂备战的道路。

不过，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社会并不总是这样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极右的麦卡锡参议员以忠于国家为名义的政治迫害，不仅对美国社会的科学和文化造成损害，而且至今仍然是美国社会历史上的一块伤疤。对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迫害，以及对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的迫害都是当时人们熟悉的例子。1961年肯尼迪执政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全面展开了同前苏联的军备竞赛。为了同社会主义阵营竞争全球影响，一改爱森豪威尔时代的国际政策，积极卷入越南和其他地区的军事事务，并在越南扩大为全面的战争。越战的失败，大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和自信心，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80年代以后，里根政府不顾数千美国科学家的反对，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又在全球展开了新的军备竞赛。就在“星球大战”计划开始不久，美国经济就开始遭受严重的衰退，一直到90年代初才恢复元气。由冷战的历史可见，即使是美国这样全球最有实力的国家，军备国防的大量投入也仍然是以社会的正常发展为巨大代价的。

那么，是不是国家在国防和军事技术上的投入就没有正面影响呢？显然不是。国家的在军事上投入，以保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代越来越复杂的研究手段，没有大量的国家投入支持，根本就不可能。而且，如果管理得当，军事研究的高技术成就，也会反馈给社会许多意想不到的新的技术发展机会。比如美国国防部一开始为军事目的研究、组织和发展出来的因特网络（INTERNET），在90年代以来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增长的良机，而且也根本改变了世界的通讯、商业和生活方式。类似的例子当然还很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美国也不乏好战分子,这样的例子却不成比例地在美国出现。二战以后的世界历史表明，国家的科学和技术政策对于社会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总结前苏联和美国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到底如何有效地组织社会科学活动应该会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要谈到二战以后的美国政府的科学政策，不得不提到范立瓦.布什（1890－1974）,以及他在1945年7月以战时美国总统科学研究及发展办公室（OSRD）主任身份,应罗斯福总统1944年11月17日的要求，所提交给美国总统的关于如何将战时科学和技术发现应用于和平年代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范立瓦.布什曾任麻省理工学院（MIT）电机工程教授，在二战以前曾研制过最早的一批模拟电子计算机。1941年他被任命为OSRD主任，协调和管理二战中武器发展和相关科学研究。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美国政府不仅将一大批民用工业转型成了战时军事工业，而且还大量地招募了许多大学和民间的科学家，参加到发展新的武器技术的工作中来。虽然美国在二战以前没有大量的常规军备，但由于大学和民间具有大量的科学和技术人才，所以在战时OSRD和军方的有效组织之下，军事力量在短时间里就得到了增强。随着战争胜利的到来，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开始规划战后如何处理战争所带来的大量政府临时雇佣人员和征用工业设备的问题。所以责成OSRD为战后科学和技术发展作出规划。在这样的背境下，范立瓦.布什和他的顾问们写出了这一对美国战后政府科学和技术政策有相当大影响的报告，并于1945年7月发表。

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布什肯定了政府对科学和技术继续支持的必要。从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来看，不可能一下子让那些为战争作出大力贡献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没有工作，所以，必需逐步地减少或转移这些智力和人力资源。更为重要得是，虽然布什无法预言到以后的很多变化，他正确地指出了联邦政府在支持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方面的责任，并且指出了政府在发展医学、军事研究方面的义务，以及政府在鼓励国际科学交流方面的责任。他首先肯定了基础研究作为社会的科学资本，包括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推荐将学院、大学，以及各方资助的研究所作为发展基础科学的中心。并推荐成立资助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同时，布什也推荐了政府有目的地设立一些的国家研究机构。对工业研究，他特别指出：“政府加强工业研究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是支持基础研究和培养科学人才。并指出支持工业研究的最有效因素是通过税收倾斜促使工业界对工业研究进行投资。布什还推荐政府对于医学研究加以单独的支持。布什肯定了政府继续支持军事技术研究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了对某些军事（科学和技术）问题的研究应该在和平时期继续，并且同时使民间能相对独立于军方研究军事方面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布什还指出了政府在鼓励科学教育方面的责任。等等。

总之，《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内容相当丰富，对科学发展对战后社会的贡献有充分的估计。美国战后五十年里的科学政策，基本上按照其思路进行。虽然，布什当时对于冷战的发展并没有估计，美国政府后来对科学和技术的资助也超出了他当时预计的水平。然而，他所推荐的政策架构，却得到了推行。美国军方具有陆军、海军、空军等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并且都对大学和民间的基础研究有大量的投入，这些不仅利用了民间的科学资源为军事服务，而且直接推进了军事研究向社会财富的转化。对于前苏联那样的封闭军事研究体系来讲，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才有其军事技术过分发达，基础科学和民用技术极为落后的怪现象。

实际上，要保持军事与民间基础科学及应用研究的平衡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尽量使保密的军事研究成果尽可能地转化为民用技术，往往也会遇到因各种原因带来不同利益集团或社会势力的社会内部冲突。但是，不同的国家政府在这方面政策上的灵活性，以及军事当局对于军事研究的保密性的衡量的能力，最后会真正影响这一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技术发展水平。完全反对军事和国防投入肯定是不明智的，然而，不顾社会发展而拼命发展军事技术，并且不注重向社会的回馈，则是愚蠢的。从冷战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在军方和社会之间的这种平衡，是由于美国社会中既存在比较独立于政治的军方力量，也有比较独立于政治和军方的科学界力量。在冷战的高峰期，常常有大量的美国科学家反对加入政府的军事发展计划，这不论是冷战之初众多美国科学家拒绝制造氢弹，还是80年代数千科学家拒绝参加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都促使了美国社会保持了一定的社会平衡，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形。美国科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应该说是得益于这种社会内部的一定的张力。

另外，美国国防研究的分散在陆军、空军和海军各自相对独立的研究和研究资助系统中，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应用基础型研究，有机会从不同的军事机关得到资助，这样对科学本身来讲，保证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术竞争和学术自由，对军方来讲，则从这种竞争关系和一定的开放性中，保证了重要项目的研究较少机会在一条路上走到黑，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当然，应该保密的东西还是要保密，重要的是如何保证适当的度。美国国内在科学政策上当然并不是只有和谐的东西。不和谐的东西也不少，比如最近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指责向中国泄露核武器机密的事件。美国国会和保密机构没有充分证据就怀疑李文和泄密，不过科学家界的主流仍然站在公正的判断一边，否则一些想要破坏美中关系的人真的要大大高兴了。这也明白地告诉了我们国家和社会对军事秘密的过分敏感，与科学自由研究和交流的冲突会时常存在。如果公众和科学界，以及军方和政府都有比较明白的概念，社会便不容易为一时的冲动和恐惧所左右。

在国家科学技术政策上，中国政府从美国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中无疑是吸取了不少的经验。在冷战期间，努力发展自己的国防实力，对于保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完全封闭的军事工业体系，无疑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沉重包袱。在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抓住了近一百多年来难得的可以让中国相对和平与安定的时机，在推动经济发展，推动军事科技向民用工业技术的转化方面作了许多的工作。政策比较合理的结果，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起到了明显的效果，成为中国社会今天稳步、和平发展的重要保证。

现代科学和技术研究在高技术领域的日益密切的结合，使科学研究在整体上成为一项必需官方和社会大力支持的事业的事业。科学的进行，已经不可能完全离开政府和公众的政治和经济支持，而科学研究的相对自主性对于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又是如此的重要。要解决这样的两难矛盾，只能尽量的去寻找保持社会上的平衡的方式。要想回到上个世纪以前科学家自主地从事科学研究和发现的时代，今天已经不可能。这种变化，使科学政策日益成为一个需要政治家和公众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给科学家的研究方式，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差不多..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