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边的不肖子孙我父亲的故事

我小的时候不知道鱼会生病，鸟会中毒，小孩子会死。但是我的父亲知道，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后来我父亲死了。我父亲的学生告诉我，长江的鱼不能吃了;在江边白茅上飞着的鸟儿，飞着飞着就摔下来死了，是铅中毒;在长江边出生的孩子，有的小小年纪就得了肝癌。

在最近一次回江南的时候，我看见长江浑黄的水闷声不响地流着，像一个固执的老人，拖着一根扭曲的桃木拐棍，充满怨恨地从他的不肖子孙门前走过，再也不回头了。

这时候，我感到，我必须告诉长江和长江边的不肖子孙我父亲的故事。我父亲到死对长江都是一步三回头。我希望到人们总算懂得该向自然谢罪的那一天，他们会想起我讲过的这些故事。

鱼的故事

我父亲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他去世之前，我和我弟弟带着他在美国旅行了一次。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旅行。他拍了很多自己感兴趣的照片。回来后，他把这些照片贴在影集上，每张照片下还写上一两句话，像是笔记。每次，我翻开他这本最后旅行的影集，看着他拍的这些照片和他写在这些照片下的句子，感觉它们仿佛在讲着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譬如，影集的第一页，贴着两张父亲在夏威夷阿拉乌玛海湾，用防水照相机在水下拍的鱼的照片。红黄相间的热带鱼，在水草间平静地游弋，逍遥自在。

父亲在这两张照片下写着：“鱼，鱼，长江葛洲坝的鱼是要到上游产卵的。”

父亲到美国来看望他的儿女，才到一天，他就说：“我最多只能待一个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呢。”我和弟弟说：“您都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让您的研究生去做吧。”父亲说：“研究生威信不够，没人听他们的。”我和弟弟就笑：“您有威信，谁听您的?”父亲唉声叹气。但过了一分钟，他又坚决地说：“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一定要走。”

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父亲从来都是要走的。这个规矩从20世纪70年代长江上开始建葛洲坝开始。我记得父亲的朋友老谷穿着一双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写字时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一碗蛋炒饭;父亲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袄，唉声叹气地在小客厅里转来转去。

“下游的鱼上不去了?”父亲问。

“我刚从葛洲坝来。鱼都停在那里呢。葛洲坝的人还以为他们今年渔业大丰收，正抓鱼苗上坛腌呢。”老谷说。

“你快吃，吃了我们就走。”父亲说。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只觉得他们惶惶不安，像两个赶着救火的消防员。后来我知道他们带着3个研究生去了葛洲坝。等着到上游去产卵的鱼儿，一条条傻乎乎地停在坝的下游，等着大坝开恩为它们让条生路。

最后，父亲和老谷这两个鱼类生物学教授只好带着研究生，用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运过坝去。并且，从此之后，年年到了鱼儿洄游的时候，他们都要带着研究生去拉鱼兄弟一把，把鱼儿运过坝去。这叫作“科研”工作。鱼儿每年都得洄游，于是我父亲就得了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们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民族，而且是只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们可以把属于我们子孙的资源提前拿过来挥霍掉或糟蹋掉。我们喜欢子孙满堂，可是我们的关爱最多到孙子辈就戛然而止了。至于我们的曾孙、玄孙有没有太阳和月亮、清风和蓝天，我们脚一蹬、眼一闭，眼不见心不烦。我们还大大咧咧地嘲笑杞人忧天——天怎么会塌下来呢?真是庸人自扰。我们的这种好感觉来得无根无据，却理直气壮。

鸭子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二页，贴的是一群鸭子的照片。那时候，我们找到了这个“天鹅湖”。湖里其实并没有天鹅，却停了满满一湖鸭子，一个挨一个，远看密密麻麻，像一只只灰色的小跳蚤。我们的狗想到湖边去喝水，一湖的鸭子突然大叫起来，像士兵一样朝我们的狗列队游过来，保卫它们的领域。父亲哈哈大笑，拍了这张鸭子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底下，他写道：“鸭子，上海浦东的鸭子是长江污染的证明。”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人们发现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肝癌的发病率非常高。父亲有个很好的研究生，叫黄成，是孤儿，父母都得肝癌死了。他们家有兄妹5个，相亲相爱，住在上海浦东地区。黄成读书期间，大哥也死了，还是肝癌。人们不知道原因。父亲就带着几个研究生开始了调查，研究为什么上海浦东地区的肝癌发病率高。

父亲选择研究在长江下游生活的鸭子。

研究结果出来了，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的鸭子活到两年以上的多半都得了肝癌。很明显：长江下游的水质遭到严重污染。

1989年我父亲带着一个黑皮箱，去美国参加“国际水资源环保大会”。我和黄成送他上飞机。他的黑皮箱里装着详细的长江下游流域水资源污染状况研究报告。不久，父亲从美国回来了，并不高兴。他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告，谈完污染就谈整治措施。我报告完了污染，别人就问：‘你们国家的整治措施是什么?’我没法回答。我们没有。”那会是在二十几年前开的，那时候环境保护还没有被中国人当作重要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重要的事情是挣钱。人们热衷于把自己的小家装潢得漂漂亮亮。一出小家门，门庭过道再脏也可以视而不见。谁还会去管那些流到长江里、让鸭子得肝癌的东西。

去年，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黄成，他到美国来进行短期访问。我问他：“你好吗?”他说：“我来之前刚到上海去了一趟。我最小的妹妹得肝癌去世了。”于是，我们俩都同时怀念起我的父亲。黄成回忆起我父亲写过的许多论文、做过的许多报告，那些论文和报告早早地就把长江水资源的污染与危机呼吁出来了。不幸的是，在父亲的有生之年，中国社会先是重视与天斗、与地斗，把人对自然的无知夸张成人是统治自然的权威;后来，社会又变成了只重视向天要钱、向地要钱，把人对自然的讹诈当作是从自然得来的财富。父亲就像那个堂吉诃德，带着他的“桑丘”——几个研究生，向社会——这个转起来就不容易停的风车宣战，到死都一直在奋战。

船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三页，是我们在卡罗拉多河划船的照片。卡罗拉多河的河水是浅绿色的，我们的小机动船是象牙色的，父亲高高兴兴地戴着渔民的草帽，把西装裤腿高高地卷过膝盖，笑眯眯地架着方向盘，像是回到了老家。我记得当时，有一只麻雀一样的小鸟飞来停在船头，弟弟就喂它面包吃。小鸟并不怕人，居然大大方方地走到我们放食物的椅子上自己招待起自己来。父亲感叹不已，说：“这种人和动物之间的信任不知要花多少代人的时间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我们江南的麻雀见了人就像见了魔鬼一样。”父亲在开船，他让我把他和小鸟还有船都照下来。

父亲在这张照片下写道：“要教育长江流域的老百姓。”

上海浦东的鸭子证明了长江被污染了后，我父亲就长年在长江流域奔忙。他和他的研究生半年半年地住在渔民的船上收集资料。一年又一年，到鱼汛的时候必定上船，从没有间断过。他们也收集长江流域变了形的鸟，有一只麻雀类的鸟长了3个翅膀，第3个翅膀很小，像小孩子衣服上被扯破的小口袋。我和弟弟看着好玩，父亲说：“这种变异可能也跟污染有关。”

父亲和他的同事、研究生讨论起这些因污染而变异的动物，一个个的表情如兵临城下一般凝重。可长江沿岸的造纸厂和印刷厂依然往长江里排放污水;肺结核病医院和精神病医院依然往长江里扔废弃的药品。父亲他们这些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到底能干什么呢?

父亲依然故我地在长江上忙碌。后来我发现父亲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父亲生命的意义。这种精神不可以用“献身”或“热爱”等词来描述。这种精神是一种冷静的理性，是一种责任感。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而且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不仅仅是对今天的发展负责，而且是对人类所生存的地球的未来负责。这是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为了这样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父亲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忍辱负重，在最没有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年代，做了许多直到今天才被人们看出其重要意义的事情。

父亲追悼会的故事

父亲影集里的最后一张照片，是父亲追悼会的照片。那是母亲贴上去的。母亲在照片下写了一行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生死一别，父亲回归自然。

像中国许多贫穷而执着的知识分子一样，父亲突然英年早逝了。除了这本影集和每张照片下写的几行对长江念念不忘的句子，他没有遗言。

医生告诉我们他的死因可能是铅中毒。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在长江鱼儿洄游的季节快到来之前带着父亲的骨灰按时回中国去了。父亲就这样回到了长江边。

父亲在美国对长江是一步三回头地依恋，他的追悼会当然应该在江南故里开。可母亲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南京后，父亲系里的系主任非常愧疚地对母亲说，因为他们的书记倒期货，暗自动用了系里的钱，结果钱全砸进去赔了，连教授和讲师当年的奖金都发不出，实在拿不出钱来给父亲开追悼会。最后，父亲的研究生黄成来了，当时就捐了300块钱为父亲开追悼会，接着老谷也捐了，父亲的其他同事和学生都捐了钱。母亲哭了。

父亲的追悼会是在长江边开的，除了他的同事和学生，还有很多渔民。在追悼会上，父亲的生平连贯了起来：

父亲叫袁传宓，出生在江南一个极富裕的地主家庭，毕业于金陵大学，在n大学生物系工作了一辈子。他年轻的时候非常洋派，打领带，说英文，绝不是后来连西装都不会穿的“渔民”。他还会瞒着母亲把我和弟弟带到鸡鸣酒家楼上的西餐店去吃牛排。后来，“文革”开始了，他被下放到农村，在农村养了几年猪。他跟所有被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一样，非常努力地把自己脑袋里祖宗八代的非无产阶级意识统统扒出来清洗干净，然后紧密地和工农打成一片。一有正常工作的机会，他就全力为长江的环境保护事业奔走呼号，直到死亡。这就是父亲的一生，很简单。父亲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内心世界，他们的内心世界都得公之于众。唯一还属于他们私人的就是一种根植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良心中的科学和人文精神。这是父亲生命的支点。

父亲的故事讲完了，长江的故事还没有完，也许永远也不会完。后来老谷寄给我一份当地的报纸，上面报道了一个渔民捕到了一条长江珍稀动物——白鲟。报道里谈到，从渔民到科学家，大家都为抢救这只白鲟尽力。老谷看完之后，一定要他的儿子把这篇报道拿到我父亲的坟上去烧，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又因为长江里第一只白鲟是我父亲发现并命名的，那家报社要我谈谈如果我父亲看见人们对珍稀动物如此关爱后会怎么想。而这时候，父亲已经去世9年了。我父亲会怎么想呢?

我想，父亲大概会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父亲的科学家职业，让他能够比许多人看得远一点。与其到动物濒临危机了，才来赞美人类对动物的关爱，不如不要干扰动物，让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也在地球上有一个位置，过它们平和的生活。地球不是我们人类独霸的，让动物按照它们各自的本能自由地生活，我想这可能是父亲会替鱼儿、鸭子、鸟儿、白鲟发表的独立宣言吧。

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