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后的袁隆平都经历了哪些事情？

1953年临近毕业，袁隆平多少次梦里梦见他留在重庆，高高兴兴地到重庆某农业科研单位去报到。最后，他却不能不响应国家的号召，党的号召：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袁隆平服从组织分配，到偏僻的湘西雪峰山麓的安口农校去教书。第一学期，学校缺俄语教师，他就教俄语，不备好课绝不上讲台。与此同时，他还在自学英语。第二年，进入遗传育种教研组，担任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在教学中，袁隆平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在实践中锻炼了自己，做到教学相长。

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造成了严重的粮食饥荒。袁隆平也同样无力走路，没法安睡，他不能忘记路旁饿死者的尸体，饥荒在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人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袁隆平从小在这种爱国思想熏陶下，要做一个忧国忧民、热爱祖国、有益于社会的人。在这场遍布神州大地，来势凶猛的大饥荒中，这位农业科研工作者为这沉痛的现实感到深深不安。他从此萌发坚定信念，必须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育出亩产过400千克、500千克、1000千克的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

20世纪50年代初期，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在中国很盛行。袁隆平在这些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理论指导下，培育出一批有价值的农作物新品种。比如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地上结了西红柿，地下长出马铃薯。人们对袁隆平的这些试验成果，大加赞赏，记者争相报道，他本人还出席了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农民育种专家现场会议。

正当别人赞扬他的时候，袁隆平却对自己的“无性杂种”研究提出了疑问。这些年的试验，虽然当年结出了一些奇花异果，但不能遗传给后代。比如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苗上，经过短日照处理，月光花红薯“无性杂种”苗茁壮成长，地下果然长出了红薯王，最大的一蔸重达13.5千克；地上结出了种子。将这些种子适时播种，地上依然长出月光花，可地下却再也见不到红薯王的奇迹了。从遗传学角度考察这些实验产生的变异，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它不能遗传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