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明朝其他帝王宠信宦官，万历时期为何没有宦官之乱？

万历时期的宦官问题已经很严重

明代中后期，政治逐渐腐败。从明世宗嘉靖荒政时期开始，一直到明思宗朱由检亡国结束，明朝的政治结构出现了崩塌式的朽坏。党争愈演愈烈、宦官及后宫外戚干政、秘密警察制度凌驾于司法制度之上，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矛盾愈发尖锐，而则一切，都在明代万历时期集中爆发了出来。因此，针对问答提出的这个问题，作者的观点是：万历时期宦官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他们的权力触角已经遍及整个帝国统治网络，只是在高拱和张居正主政的阶段，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乃至于皇权之间的矛盾未曾激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尤其是张居正的十年改革带来的丰硕成果，让许多朋友忽略了宦官集团对帝国政治的影响而已。下面，我就针对万历高拱内阁时期，张居正独裁内阁时期以及万历中后期的宦官政治活动做一个简略的介绍，以资读者参考。

高拱是明政府高层中的激进派，他本人性格急躁而富有冒险家的某些特质。在徐阶因主持拟定嘉靖遗诏而权势膨胀的那个期间，他和张居正都只是内阁里的小跟班。但高拱本人却一直没有丢掉觊觎内阁首辅这把交椅的野心，他和张居正一个在明，一个在暗，始终牵制着徐阶在内阁的大部分决策。1567年春，徐阶开始怂恿御史控告高拱在嘉靖期间劝阻皇帝立隆庆帝为太子，按照明朝的惯例，一旦大臣遭到弹劾，无论罪名是否成立，都要主动提出辞呈，来显示自己所谓的“高风亮节”，徐阶为了避嫌或者说他为了加大自己弹劾高拱成功的砝码，也主动隐退，寄希望以此来向皇帝施压。但此时的隆庆皇帝却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方法，将二人同时召回内阁，也或许皇帝更加喜欢二人在内阁中的这样一种敌对关系。

1568年，高拱开始反击徐阶。刘科给事中的一名官员弹劾徐阶，指责徐阶没有处理好与北方敌国的边境问题，同时也旧事重提，说他起草的遗诏中有讽刺挖苦嘉靖皇帝一些缺点的微辞。徐阶因循惯例提出辞呈，也作了无罪申辩的声明，希望皇帝能够为自己洗刷冤屈。此时，一直在幕后等待时机的张居正终于站到了高拱的一边，他与太子朱翊钧的大伴冯保一直关系密切，通过这层关系与司礼监（宦官集团的核心）达成了战略同盟。他们一同干预了内阁此次关于是否同意徐阶辞职的票拟，徐阶就此倒台。温和的李春芳暂代首辅之职。

1571年，李春芳辞去内阁首辅的职位，高拱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满足，除了不断集中内阁的权力和扩大个人影响力以外，他还持续打击老对手徐阶，他任命心腹到徐阶的老家松江及苏州府任职，搜罗一切关于徐阶和他亲属的罪证，其中包括发放高利贷、兼并农民土地等罪。但因为张居正的从中斡旋，使得徐阶勉强度过危机。但也因为张居正的介入，他和高拱之间也出现了裂隙，二者长时间维持的亲密战友关系至此告破，到了1576年，隆庆帝死后，二人的争斗已经摆到了台面上。

随着幼龄的朱翊钧继承皇位，明政府内阁里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高拱作为当时最有权势的首辅大臣，不仅仅把持内阁，还意图将他的影响力扩散到司礼监，皇权的后院。他的最终目标或许是将内阁票拟和司礼监披红两大权力都收归己有，而这必然会引来司礼监（宦官集团）的反击，太子大伴冯保此时已是司礼监的大珰，他在皇太后的面前告发高拱曾说出：“十岁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的话，从而让幼小皇帝及他两位母亲联名发布了一份诏书，诏书指责高拱干涉皇帝行使权力和威逼皇室，甚至意图让藩王取代万历等罪行。高拱就此倒台，张居正时代开始。

从徐阶、高拱的相继倒台的历史事实中，我们总会发现宦官集团那不甘寂寞的身影。只是此时的宦官权力，仍然与内阁及皇权互相牵制，互为犄角，但他们攫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却明显已经没有了应有的套路，暗箱操作和诬告诋毁，权谋与狡诈等标签，已经深深烙在了他们的历史形象之中，张居正内阁正是诞生于这样的一种污秽环境之下的。

毋庸置疑的是，张居正从内阁首辅一举成为内阁元辅的质变性转折，均来自慈圣太后及司礼监大珰冯保的支持和决定。户部尚书（财政主管机构）张学颜、河道总理（大型工程主管）潘季驯、戚继光、李成梁（两位高级军事将领）均和张居正关系密切，而张居正更是牢牢把控了吏部和都察院，这两个机构一个管理官员的前途，另一个则监视威慑那些意图反对内阁元辅的官员们。从表面上来看，张居正似乎已经掌控了整个帝国。然而，正如我刚才所说，张居正所得到的一切，都来自于后宫和司礼监，一旦失去了这两支重要力量的支持，张居正的内阁将会在一瞬间崩盘，因为他所有的行政命令和管理手段，并没有得到帝国明文制度和律法的支持，而是建立在他个人的威望、巧妙的手腕运作中的。更深一层地说就是：张居正的大部分权力，都来源于宦官与外戚。

1582年7月9日，张居正的死亡代表着这种畸形政治结构的彻底垮台。年轻的万历皇帝要收回内阁（文官集团）的权力、司礼监（宦官集团）的权力，压制太后（外戚集团）的影响。尽管张居正生前曾反对太后分封自己的亲戚，也曾与司礼监摩擦不断，但万历还是先从张居正下手，因为与死人斗争的风险相对小一点。当皇帝借用文官的力量打击他们自己的时候（张四维、申时行担任首辅，他们都曾是张居正的“闺蜜”，却因为搞清楚了皇帝的意图而与张居正撇清关系，甚至开始打击张居正），也把幕后支持的大佬，司礼监和后宫也扯了进来。张四维与冯保的斗争决定了内阁与司礼监的彻底决裂，也暴露了年轻皇帝依靠文官势力来重振朝纲的计划。

冯保的倒台、张居正的清算是年轻皇帝亲政早期的大手笔，但明显是缺乏政治智慧的。此时整个明政府的权力都集中在了文官集团的手中，这又将引发皇帝与内阁之间的矛盾，张四维的草草收场，申时行8年的左支右绌，以及继任的历届内阁首辅都遭到了万历的打压，都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重新任命宦官的想法在万历皇帝政治智慧成熟后，又冒了出来。

以矿祱监督任命人员为例，除了政府官员之外，皇帝还要派太监去各地进行监督。当然也包括军队和其他核心职能部门，到万历晚年，皇帝曾下令终止太监督税，但诏书发到内阁还未正式行文，就被迫收回。甚至还引发了内阁首辅沈一贯和太监争抢诏书的闹剧。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明朝万历时期的政治结构，是否真像问答中那个题目一般，万历时期宦官并没有宦官之乱？

从隆庆帝后期到明神宗晚年，宦官势力的影响忽高忽低。大多随着皇权与文官之间斗争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神宗（万历）早年的张居正内阁与宦官集团的结盟，为万历后期的严重荒政埋下了深重的隐患。而万历后期的荒政又是因为皇权受制于文官，不得不再次启用宦官集团来制衡所导致的副作用。可以这么说，万历时期的宦官势力像是潜伏在幕后的一只黑手，文官、皇帝和他们互相利用，万历晚年明政府的政治动荡以及之后魏忠贤的上台，都与他们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